《圆桌》（Round Table）第3期 导言
2016年，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直到位处（欧洲的）“远东”的上海，由各种大小型演出、学术研讨等文化形式构成的纪念事件，复活了那位整整沉睡四百年的伟大诗人。或可借用加拿大学者苏珊·贝内特（Susan Bennett）的表述，可以说，我们的诗人已成为2016年“最知名的世界文化品牌”。
然而，就在全球通过“四百（年）”这个人为的匀质时间刻度，分享、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时，最为浓烈、彻底的纪念还是来自他的英国同胞——尽管有统计显示，诗人在本国的拥趸所占百分比远低于墨西哥、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似乎在世界观众面前重新搬演了一出当代的《考利欧雷诺斯》（Coriolanus）。
1608年，伦敦瘟疫肆虐，莎士比亚抱病完成《考利欧雷诺斯》。该剧改编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一段故事。剧中孤傲的罗马大将军马尔舍斯鄙视民众那种“游移不定”（uncertainty）的性格，纵使其战功累累，仍被护民官操纵下的罗马民众驱逐出境，无奈投奔敌营，最终为对手暗算，落得双重叛国者的结局。这部剧作成功营构了社会精英与乌合之众之间水火不容式的对立。特别是主人公马尔舍斯作为孤独英雄的形象，被刻画得深入人心，以致鲁迅在其小说《狂人日记》中，暗暗挪用马尔舍斯痛骂罗马民众时提及的三种动物（其中，狮子与狐狸可能来自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及其特性，“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懦,狐狸的狡猾”，来讽刺中国庸众。
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极有可能押韵。尽管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历史事件可能言人人殊，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英国脱欧的政治动荡》（Breixt’s Stunning Coup）一文，对我们思考该历史事件仍具有参考意义。在布莱尔看来，在脱欧事件中，右翼和左翼扮演了极具煽动性的民众起义领导者的角色，同时政治中间派则被妖魔化为脱离民众的精英，英国脱欧正是对导致社会急剧分化的全球化充满敌意的“民粹主义”(populism)的胜利。若果真如此，英国脱欧本身就是一次在“（反）全球”剧场最具讽刺意味的《考利欧雷诺斯》超大型演出，也是一场令任何纪念活动都相形见绌的全民“莎士比亚”嘉年华。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其成名作《神圣人》中，承接过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第五部分提出的“生命权力”的伟大命题，讨论了在整个西方思想史，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自然生命如何构成了王国/国家的主权中心。在阿甘本看来，在最高权力的结构中，一切公民都可能是“神圣人”。阿甘本的洞见，自然使我们联想到高度媒介化的当下，当每个自然生命被权力编码为一连串的数字时，身体就进入一个“例外空间”，生命也就被转化为“裸命”（bare life）。借用阿甘本的视域，我们可以说，在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提供的意义平台上，无论是当下决定英国是否脱欧的民主公投形式，还是鲁迅在上世纪末期对近代中国“个人”的启蒙主义呼唤，亦或马尔舍斯在敌/我共同体和内在与外部之间游走的故事，均隐喻着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伦理生命状态。
随着近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历史遭遇，国族、个人、人民、民主、宪法、政府等政治语汇开始跨语际介入中国所谓的“后发现代性”知识生产。因此，近代知识分子挪用这些概念时，在西方与本土之间的协商过程和策略作为梳理中国现代思想资源的一个起点，对我们探查、理解当下的伦理生命治理就尤为重要。刘纪蕙的《对话阿甘本：近代中国国家话语中的王权与虚空》从《王国与荣耀：经济与治理的神学系谱学》（Kingdom and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一书中，阿甘本借助“宝座空位”的隐喻分析西方政治操作中“虚空”概念所透露的双重视点（一端是宇宙的无穷表达与自我经营，另一端却是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出发，通过对两位中国晚清知识分子，即梁启超和章太炎的重新阅读，就治理性的问题来探讨中文语境下“虚空”这一充满歧义的概念，并且以近代中国初期的政治论述作为脉络，分析“虚空”所执行的政治经济操作以及生命治理的话语功能。论者认为，梁启超在关于新国家和新人民的产生的论证中，以从“无”发展到“有”的修辞来支持一个崭新国家的形成和王权的逻辑；而章太炎的出发点则是通过不断否定现存的固定状态来肯定“虚空”的动态重组，进而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国家图景和同一城邦内的每个人民的完整生活主权。
诚如马钊在“主持人语”《<我的战争>，为谁而战？》中，对影片《我的战争》及其上映后引发的受众效应，进行的深度评述——“横亘在两种迥然不同评判标准之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内政与外交的巨大转变，是“后革命症候”的集中体现”——所暗示的那样，历史书写表征的不是真实，而是现实。“朝鲜战争及其历史叙事”专题中的四篇论文，均以不同的个案解析和方法视角，对“讲述故事的年代”展开独特的思考。马钊的《性别化的战争：抗美援朝文学的女性形象与国际主义想象》从大量的档案文献的条分缕析着手，展示了战争期间，朝鲜形象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不同表征，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如何使用性别的修辞，来填补、缝合两种表征之间缝隙的机制问题。论者认为，就“朝鲜叙事”的建构而言，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改造力量是巨大的，文学作品在建构中朝同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作家笔下塑造的朝鲜妇女形象，承载了中国普通大众脑海里对朝鲜社会主义邻邦与盟友的想象，也建构起冷战时期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设计和国际关系构架。而这种朝鲜形象的塑造与表述，不仅强化了中朝两国友谊与军事同盟的战争宣传主题，也建构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想象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输出革命的大众文化基础。马钊的论文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形象学，提供了另一种完全迥异于既往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全新方案。李榭熙和周翠珊的《朝鲜战争期间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政教关系》，以新中国初期所推动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作为切入点，并以美国传入中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倪柝声在上海创建的“地方教会”为个案研究，从实证材料出发，剖析当时政教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彰显人民政府对不同宗派的新教教会进行爱国和政治教育的历史过程，即对反对三自的教会加以查禁和取缔，把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纳入新政治秩序，使其发挥统一战线和最终巩固新政权的功能。该文以详实的史料丰富并深化了海内外学界对新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马修·德·约翰逊的《新中国在战争时期的世界主义》通过重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技术交流的历史图景结合传媒和观众关系的分析方法，重点讨论了代表中国官方的国家文化、国家机构以及文化生产者和接受者相交集的社群诸个案，深入描述了朝鲜战争时期的世界主义文化，亦即大众传媒如何使中国官方文化在朝鲜战争期间走向国际，并塑造中国在反美运动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文章指出，“人民的”中国与亚洲、亚太地区和东欧集团外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49年前后存在着连续性以及不断扩大的趋势。新中国建立初期，大众文化所体现的三个方面，包括：文化生产和传播广泛借鉴了多种模式和1949年前期的资源，中国自身也成为了亚洲其它革命政治的一种模式和援助方；对国际关系的重视超越了中苏友谊；在选择如何让中国迈向国际化的阶段，“新”的官方文化的创建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文化决裂。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极度动荡时期仍然参与全球秩序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当前研究文献所相对忽视的。蒋兴立的《寻找战争的桃花源：论台湾作家王北山的韩战书写》解读了经历坎坷、复杂的王北山历经十年而写就的《韩战生死恋》。论者指出，“爱与自由”是《韩战生死恋》中赞颂的两项关键主轴，但具体而言，这两者又可以被合并为所谓的个体价值。王北山在书中批判战争，他所信仰的价值是“爱与自由”，他放弃亲人与故土，想要投奔的故乡是台湾，但那其实是他想象憧憬的桃花源，那是一处和平、反战、平静、美好的永恒乐土，而台湾只是此一乐土的代名词。
一如既往，本卷的“表演东亚”专题延续了其对东亚知识空间的反思、批判与敞开意识。该板块的三篇论文均从东亚区域的小剧场表演与社会运动的接合策略，讨论一种民众戏剧文化实践的可能。孙柏的《重新发明中国：帐篷戏剧在北京的行动》指出，樱井大造在东亚推动的帐篷戏剧行动，于2007年来到北京，它携带着自1970年代世界革命落潮以来固守着微小力量的抵抗脉络，进入到一个后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突破民族国家意识和冷战文化壁垒，积极建立日本、台湾、冲绳、韩国和中国大陆的人民外交，是樱井大造一直尝试在东亚的天空下创造新的连带关系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秉持着将现实重现为虚构的美学原则，帐篷戏剧也力图在再现的层面上重新发明中国。经过七年的时间，北京已先后上演了三部帐篷剧，分别是2007年的《变幻痂壳城》、2010年的《乌鸦邦2》和2013年的《赛博格·堂吉诃德》。然而，这三次行动使帐篷的空间所经历的渐次室内化的过程，是全球资本主义温室效应的一个真切的缩影。它表明，帐篷戏剧在中国遭遇的困境是多重的和极具症候性的：这其中既包含着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左翼文化政治的缺乏反思性的拒斥，以及伴随新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建构而形成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敌意，也包括国家资本化对于任何具有真正思想性和想象力的公共空间的压制。如何守卫贫困的领土，如何保有帐篷这个想象力的避难所，如何维系这燃烧着社会性的自我反省的篝火？这是帐篷行动在中国、在北京所要面对的艰巨挑战和全新课题。但也正因为是这样，帐篷戏剧才更显现出它的存在本身的重大意义，即只有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现实存在感，才能延续面向未来的微小却坚韧的希望的力量，以此来重新发明中国、发明这个世界。李哲宇的《民众请站起来之前与其后：小剧场运动与民众戏剧的交汇》一文以台湾彰化县台西村反对“六轻”的证言剧场为切入点，将台湾的小剧场运动放置在后冷战时代的治安秩序和亚洲视域的脉络之中，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小剧场运动如何接续与转化为90年代的民众戏剧进行求索。论者认为，“剩余的与新兴”的小剧场趋向为反叛主流文化而反叛的演出形式，以及关怀社会弱势却日益淡化政治色彩的样态，透过学院训练体系的建立、经费补助的开展与相关文化政策的配套，小剧场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戒严氛围下的探索与冲撞，已走到了90年代解严后的文化治理机制当中，它在1990年代正朝向剧场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小剧场运动不仅没死，反之，它可能更为健全。20世纪80年代小剧场运动与90年代东亚民众戏剧连带所遗留的课题，仍旧对于今日的民众戏剧、社区剧场或参与式艺术有着启发意义：一方面，民众戏剧的实践并非只是台湾小剧场运动在1990年代后的一种戏剧类型变体，或者只是附庸于文化政策的有效剧种，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替亚洲民众戏剧连带所打开的思想资源，并提供了进入台湾地方与社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民众戏剧远非只是简单地追求沟通、对话、交流等粉饰太平的民众参与，更应关注戏剧如何使受压迫者撑开其政治社会的样貌，以指认治安的过错，及其运转逻辑所承载地帝国的、冷战的与殖民的遗绪。钟乔的《文化行动的入径：从“回到里山”到“返乡的进击”》认为，在剧场里，以ACTION来延伸“表演”之外的“行动”，有其特殊且深刻的意涵——表演即是一种行动的主张。美浓里山户外剧场团队的“回到里山”云开体育的是一种召唤：一方面是复甦生态、生产与生活的“里山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将美浓反水库运动的记忆，重新以环境剧场来连结”site specific”“实时即景”的地景。而“证言剧场”作为“返乡的进击”的源头，这样的文化行动显然有别于“回到里山”的召唤，更是临界于残酷的现场。论者认为，当下剧场如何返身思索美学与民众之间的对话，便是建筑在底层受害的现场上。剧场作为一种文化行动，须与现实的抗争同声进击，更要保有文化做为表现的主体性。《台西村的故事》作为《返乡的进击》，是剧场人与民众相遇时的一种进步选择，是重新聚集一种对底层的凝视，透过这样以牺牲体系为参照的身体行动，剧场人与台西民众共同建构了“返乡的进击”。它正视的恰是一种文化知识人与民众，如何经由对等的视线，找到彼此得以对话的过程。与其说，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模式，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行动的到位。
“现代性的边界”板块中，刘文瑾在《恶的“升华”：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中，以深厚的思想史功力，对（审美）现代性的边界做出恰如其分的勘探。审美现代性是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其实质是将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在感性层面上推进了一步，使得主体性原则不止确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更确立在个人情感、欲望和想象力的自由上。该文以推进了审美现代性的代表性作家（如萨德、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巴塔耶等），以及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为例说明：审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原则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以寻找自我或文学的“本真性”为由，却可能使主体由于丧失分寸的僭越，而重返人类生存的野蛮状态。论者通过对现代文学与恶的关系做出一个思想史的梳理，意图揭示现代性的边界：现代性本是为了让人通过理性和科学来摆脱原始蒙昧力量的统治，然而，主体性原则的无限激进化，亦有可能使现代人的生存“倒退”回命运的统治之下，使现代性遭遇自我摧毁。张望的《迈向“完美戏剧”：瓦格纳的“整体艺术”蓝图》对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巨匠威尔海姆·理查德·瓦格纳，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进行了辨析。论文以瓦格纳的“完美戏剧”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歌剧与戏剧》等理论著述系统地爬梳了瓦格纳的“整体艺术”蓝图。《歌剧与戏剧》不仅包括了瓦格纳对自己艺术经验和思索的总结，而且还包括了他对自己未来要进行的艺术创作的理论规划。在未来的“完美化的戏剧”中“词汇诗人”和“声调诗人”各自的“任务”，即诗人与音乐家分别该做什么，对于这些“任务”，瓦格纳按照步骤的前后顺序，一步一步做了详细的规划。瓦格纳设想的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戏剧“成长”的过程包括了预感、歌曲、奇迹、回忆等创作阶段，其主体部分由诗、音乐和摹仿三种“人性的艺术”合作而成，但是当时瓦格纳的思考侧重于舞台下的创作，所以他的规划的重点是诗与音乐的创作。论者认为，瓦格纳的艺术确实是精心设计的，他的艺术驾轻就熟地利用了他对剧场观众的敏感并顺应观众的感受方式将观众引导向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瓦格纳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规划相互映射，从他的理论著述与诗学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打开他艺术迷宫的金钥匙。田墨浓的《伊莎贝尔的“阅读”》将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主人公伊莎贝尔视为文本内的“读者”，考察了伊莎贝尔的“阅读”行为之于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及其叙事转换所具有的文本建构功能。论者认为，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伊莎贝尔幼年孤独而纯粹的阅读体验，培养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理念，并直接挪用到对现实的分析中去，赋予了周边环境一种虚假的浪漫色彩，也造成了她对奥斯蒙德的“误读”，从而引发了悲剧；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伊莎贝尔对自身和他人惨淡命运的读解，引发了自我认知的重构，既构成了小说读者的“前理解”，也确立了自己作为悲剧主人公的本体地位。作者指出，伊莎贝尔的阅读行为是对文本“空白点”的填补，但其“主人公”身份又使这种填补同时变为文本内的“空白点”与读者阅读的“前意识”，从而赋予小说摇曳多姿的叙事灵性与文化蕴藉。
2014年年初，长期从事德国文学思想研究的叶隽教授主编“会通丛书”，叶隽本人的《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作为该系列的首批著作之一，借重东西方哲学思想首倡“侨易”的观念，试图提供追寻文明、宇宙大道的思想资源的系统方法论。作为尚处于发展中的“侨易”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引起反响，或挪用，或推动，或商榷，均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与知识。“作为‘跨文化诗学’的侨易观念”板块的五篇专论各从不同的领域、角度出发，对侨易的思想进行阐发。曾艳兵在“主持人语”中，以感性的笔触举重若轻地勾勒了侨易观念在解构潮流中的重要意义。而生安锋的《一种“文化诗学”：浅议叶隽的侨易学理论》尝试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分析评点叶隽的新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肯定作者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为文学、文化、智性史等研究所提供之崭新的思考维度。作者叶隽既受李石曾《侨学发凡》的启发，又融汇《易经》之“易”的概念，意图建构一套相对实用、便于操作且又具有宽阔拓展哲理思维空间的方法论。其以“二元结构”与“三维要素”作为侨易学之基本原则，又于如何检验侨易现象上，开列出一条“侨易效应=侨易主体（对象）生性质×侨易时间×侨易条件”之简明的公式。侨易学的提出，既为作者叶隽长时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留学史等领域学思积累的集成，表现出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与人类文明结构形成之总体规律的兴趣，同时亦展现出叶隽身为学者，于世界、于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深刻的思考与广博的情怀。陈戎女的《千世万象，无不侨易》认为，叶隽新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视野宏通，气魄雄大，其所提供给今日之学术共同体的，不仅是一个哲学观念和学科理论的发端，更是一个初步厘定、有待精确的问题场域。叶隽尝试藉侨易学建立理解世界元理论的意图自不待言，然而，想将所有现象纳入侨易视野的此一心胸，背后却亦担负着巨大的学术风险。比如其广采并取的理论来路，固使人深所感佩作者叶隽读书广博浩繁，然而广征博采却未必能够说“明”问题，有时反到容易使问题跌入无穷尽的互文之海。或者本书对于21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结局之乐观判断，与有目共睹、越演越烈的现实明显脱节，均说明在增强侨易学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外，尚需要考虑在观念与现实之间实现不一定无缝但应是有说服力的对接。总而言之，《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具有中国学界缺位已久的理论自觉，诚属难能可贵，然而这门新创的学问，未来依然有待学术界多领域的验证。李川的《汉字的侨易学刍议》指出，文字的创造机制与文字本身所呈现的形态及意指，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取径乃至名物均有相当深刻的影响。而音义兼借的侨易形态，恰是汉字在东亚流传过程中所体现出之共同特质。从文字的思维方式入手，可以发现，以形寓义、借形表义乃汉字的常用手段，充分说明汉字之形之于意义表达的重要性。推本而言，则汉字取象以立意的表达特色，又可溯源《易经》，遵循的乃是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以形正名”、“以象测脏”，不仅施用于中医的理论体系，更是一种直观的体道方式，与由拼音系统模塑而成之西方逻辑迥然有别，展现出具有圆融、流动、汇通、诗化的侨易性特质。倘从具体的文字形态与世界体系来看，更可发现几大古典文字、文明间存在着诸多共性和潜在的文化联系。此一现象不禁让人细思，若将中国文字的起源置放于全球体系的背景下考察，或者能对中国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异域文字之间的侨动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抑或，此种侨动关系也许存在着孕育共同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白峰杉的《高维度的文化空间孕育自由之思想》借数学上空间和维数的概念、物理学中静止与运动的概念，试图说明人类在文化上的进步与进化，也可以归结为文化空间的扩展，特别是文化空间某种意义的维度的增加，而这演化的过程就是侨易的过程。而人类经过以万年为尺度的进化与进步，获得了更自如的在物理空间游走的能力，这个能力的提高可以用人自如运动的空间维数刻画。范天佑的《物质运动与侨易学可能的联系》认为侨易学研究的是物质运动与精神漫游的关系，侨易现象虽服从社会运动的普遍规律，与单纯的自然现象不同；但可借鉴物理学研究物质运动的方法，把侨易现象从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开来，研究它内部的结构及其运作规律，亦可从时间和空间等物质条件，考察侨易学的“外场”。从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侨易学，不仅是研究视角的更新，事实上也为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维度。
20世纪末期，因应全球化进程的再次全面启动而激发出的非西方世界身份意识的自觉，比较文学在亚洲各地区蓬勃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研究领域和学科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努力和建树，比如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变异学、译介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形象学、比较神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古典学、汉学主义、跨文明比较、比较文学的“世界文学”阶段、跨学科研究等，无疑凸显着中国学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术担当和责任意识，它既为国际比较文学理论补充了新的思想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欧洲中心主义格局，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思想的国际化。本卷的“‘比较’中国”推出三篇论文，其中年届耄耋但壮心不已且笔耕不辍的钱林森先生，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用力甚勤，其《中国古典诗歌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和欧洲，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和知识渊博、汉学水平和文学造诣俱佳的18世纪传教士汉学家率先译介与引进，虽然其引介之最初动机并不在于纯文学的考量，而仅出于布道传教的宗旨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总体考查。18世纪先后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神父、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神父和钱德明（Jean-Joseph-Amiot）神父，便是这其中知识鸿博，汉学和文学造诣俱佳而率先译介中国古代歌赋的主要代表。而法国18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古典诗赋的引进，得力于韩国英、钱德明等神父的积极引介和开发，他们恪守传教布道的宗旨，秉承法国入华传教士汉学前驱注重文化经典迻译和学术开发的传统，以多卷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为平台，继续对《诗经》及古典歌赋深入的绍介、摘发，从而将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该文以迻译乾隆皇帝《盛京赋》为典型个例，一方面，着眼于对其诗译文本进行细读和举证考析，并对迻译者以天主教“神话诠释学”（mythography）索隐求证《诗经》的手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的审视与剖析，另一方面从译介学的流布与接受的角度和东西文明对接、共生互补的高度，梳理、考察了18世纪启蒙思想大家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天才诗人谢里埃（André Chénier）对传教士汉学家迻译中国古代歌赋的积极回应、诗性解读与采集受纳。夏光武的《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科建设的问题探索》提出了一个相当尴尬而紧迫的议题。中国比较文学的早期学科建制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被合并在一起作为二级学科。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知识范式的日新月异，这一沿用至今的学科划分已经对具体的教学构成一定的束缚。论者认为，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关联出发，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比较文学的理想目标，不应成为平行的学科名称，因为学科名称不但会影响到未来的课程规划，也容易使学生产生主观的看法，误解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该文更进一步提出在学科的正名后，可考虑将“比较文学”设置为独立的科系，除了少数专业课程，大多数的课程转而聘请其它科系的教师授课，真正实现跨学科的教育理想。纪建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年度报告（2014）》从学术活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多民族国家的比较文学疆界与研究范式、比较诗学、国际中国人文研究、翻译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八个方面，对2014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述评，并力求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凸显问题意识以及学人对于问题的反思与破解。该文为我们了解2014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绩与缺憾提供了一个窗口。
想象的文学空间是现实的地理空间的缩印，二者在结构上是互涉对应的。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提出，以鲁迅的故乡文化为研究“中介”，认识他怎样以其特有的方式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是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的关节。论者认为，依据鲁迅对远古越文化的指认，走进“河姆渡文化遗址”再现的七千年前宁绍平原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古文明之中，“卷转虫海侵”使这一古文明滥觞了文化特征相差异的越文化与吴文化，钱塘江的存在，又使这种文化差异在浙东与浙西延续了上千年之久。进一步对浙东与浙西不同民风民性、学术学风以及文学艺术的一一钩沉寻绎，可以看到，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体认并建构浙东特殊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萧凤娴的《自我”梦:论张爱玲<重访边城>中的台湾书写》记述了1961年10月13日，张爱玲因转机飞往香港工作缘故，来到台湾，然后于1963年3月28日在美国The Reporter杂志发表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写下了她1961年台湾旅游见闻与之后的香港行感触。2007年，张爱玲作品的版权继承人宋以朗先生，重新整理家中的张爱玲资料，没想到却找出三十四页张爱玲从未发表过的《重访边城》中文手稿，且经过比对，发现这并不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中译本，而是张爱玲在1980年代以中文重新写作的版本。先行研究者几乎皆肯定，张爱玲是为“预设读者”（欲投稿刊物编辑、杂志、小说阅读者），写作A Return to the Frontie、《重访边城》。该文要处理的是，张爱玲为了收集小说《少帅》写作资料来到台湾，之后为了投稿杂志或出版，相继完成A Return to the Frontie、《重访边城》两篇书写台湾的散文，进而在互文视域中思考张爱玲的台湾书写起因、观看方式，呈现出怎样的独特自我(Ego)建构与预设读者想象、社会化问题。尚光一的《两岸对话语境中大陆出版物在台湾的阅读与接受（1978-2015）》描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陆图书和报刊如何在台湾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程度不断提升，历经解冻阶段、蓄势阶段、扩张阶段和调整阶段，逐渐成为台湾同胞认知大陆社会和了解大陆发展的重要窗口的曲折过程。该文指出，就大陆书报刊在台湾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而言，虽然台湾当局设置了种种限制，然而大陆报纸、期刊、图书在台湾的发行渠道依然不断加宽，受众群体不断增长。大陆书报刊在台湾阅读接受的特征体现为受众面貌发生改变、畅销图书类别转型、价格优势逐渐降低、销售渠道“北重南轻”和市场仍待深度开发。
对近代中国出版史和性别议题着力颇多的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于2015年出版了《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Republican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引起了中国历史、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关注。本卷“回应/交锋”板块中，季家珍和其他两位专业读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充满启迪的学理性讨论。周琰在《略读<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中指出，《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将材料与议题的讨论置于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中考察，建立起一个立体多维的阅读与分析结构。然而，论者认为，该著针对新文化运动对通俗文化的批评有些概念化，乃至矫枉过正，如果能够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批评做具体应对，将会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该著对于材料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固然能够发掘历史和社会的丰富内容，但是数据的极大丰富也可能造成研究出现过于枝蔓的倾向，使得创造性思考受到材料联系和如何结构组织的制约。王耀武的《季家珍<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视该著为一个关于图版式期刊《妇女时报》及其历史革新性研究，该著作最出众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方法论，运用一种“横向式”、“综合式”和“关系式”的阅读策略，展开对《妇女时报》的透彻研究。横向式阅读是将个体期刊问题放在期刊整体中予以关注，而当横向式阅读聚焦于具体刊物的个体事件时，综合式阅读将视线拉回到更广阔的印刷文化考量范围中，关系式阅读将视野拉到更远的范围了，将期刊之外的轶事和档案信息都纳入到考量范畴内。该著将有助于开拓北美的中国研究走向复原边缘化杂志的原始材料之中，并在未来仍可被其他学者继续推进研究。季家珍针对上述评论回应道，《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有关文化历史，在历史的细节上很丰富，也包含一定的数据支持，侧重史料多于理论，为的是避免提出理论的直接套用。评论者提出的五四运动对民国早期商业文化的影响，季家珍认为该论断都是站在“鸳鸯蝴蝶派”的固有标签之上，而即使“鸳鸯蝴蝶派”也意味着民国商业早期印刷在1920至1930年完成。季家珍还以包天笑为例，对评论者“早期民国的作家运用古文是不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但是他们还没有到精通白话文的程度”的观点提出反驳。
“著/述评介”板块推介了三部特别有价值的著作。近年来致力于香港大众文化和流行歌词研究的朱耀伟教授，2016年编辑、出版了《香港研究作为方法》一书，该著汇集了当代北美、香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学者的佳作，堪称“（香港）文化研究”的最佳“读本”。张圆在《缱绻“复调”的香港：评<香港研究作为方法>》精准地把握了该著的批判意识，即“复调”的香港不止是客观的空间形式，更表现为多样的学术方法和开放的研究视野。“香港”命题研究的众声喧哗规避了“香港是文化荒漠”的刻板定论，由此缓解了“香港”研究者的情感焦虑。除此之外，复调“香港”研究统合纷繁的文化零件和不同时空中的香港文化形象，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在进行时”，不执著给出确定的答案。朱耀伟在《香港研究作为方法》中设计的“谁的香港”、“哪种方法”、“本土/混杂”骨架背后是以“文化翻易”为底色。“谁的香港”关注理论旅行过程的意义变形，强调言说的主体身份和理论语境意识的重要性。研究者们立足于香港本土的社会现实，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击破一言以蔽之的文化断言。文化“香港”混杂性文化景观有别于中国大陆，由此佐证了“复数的中国性”的说法。另外，“跨学科”作为方法是“复调”香港的又一表现，不同学科形制的对话赋予了“香港”研究更宽广的视野和更蓬勃的生命力。杨建民先生2015年出版的《健民短语》延续了他早先的《健民读书》的文体，有力挑战、动摇了散文的既有稳定形式，同时，《健民短语》游走于高雅与流行，当下与历史，展示了文学书写命题和外在形式的双重灵动。刘小新、陈舒劼的《微信写作，另一种文学样式：评杨健民<健民短语>》指出，《健民短语》的文体机制和文学生产的语境、条件以及文学观念的时代表述息息相关。它是网络数字时代的产物，这并非仅指“短语”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是指它的产生途径和传播方式。“健民短语”是当代知识分子主动适应和介入网络数字时代新型书写的具体表现，但它颠覆了网络文学拒绝崇高、游戏人间的一贯形象，寻找这种新型书写和启蒙或批判机制共存的可能。数字时代的文学泥沙俱下，散文“表达了什么”的分量甚于散文“是什么”。《健民短语》拒绝平庸的思想滑行和机械的知识复印，自觉地追问这种阅读感受和文化现象得以产生的缘由或机制，反复表达作者对个人生存终极意义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生存经验与读书体验之间的深度对话，字里行间流露着知识分子的性情和诚意。王日根、侯凡跃在《“一”贯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自知与自明：汪晓云<中国学与人类学系列>评介》中为汪晓云的《中国学与人类学系列》（《一“字”之差：“道”何以“道”》、《一“名”惊人：“昆仑”之“道”》、《一本正“经”：隐秘的汉语圣经<海山经>》、《一“器”之下：“翠玉白菜”何以为“镇国宝”》）进行思想定位。论者认为，这套系列游走于经史子集之间，统合中国文化的诸多主题、命题、概念、器物和载体，是中国文化母题的一次集体现身。王晓云并未囿于现代学科界限，跨越文史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固有鸿沟，锻造了一种新的学科视野。西方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景观，却不是汪晓云的学术选择，她更愿意以“集注”的方式让所引用的原文典籍自己发声。当然，这不是传统的独语，而是当下和历史、传统文化和自我的深层对话。“一”贯中国的学术演化史力图从那些习以为常或选择性遗忘的文化细节中挖掘中国文化要义。回归经典乃至经典之源，意在思索中国人文精神的政治诉求和对和谐秩序的企望。《中国学与人类学系列》回望历史，以个性化的方式重塑持续在场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着中国式书写的当代意义。
编者
201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