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中的霍童支提山书写
(来源:福建日报 2024-12-10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张燕芹
霍童支提山自古以来便是宁德地区的风景名胜(今属蕉城区),“其山高二十余里,延袤五十里,起十二都而绵亘及数都”。西周时有“霍童真人”隐修于此,故名“霍林洞天”,是道教名山之一。唐代佛教传入,山中先后建立多处佛寺,霍童山渐以《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的“支提山”扬名,成为与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齐名的佛教名山。
霍童支提山声名显赫,历代登临游览者不胜枚举,留下诸多吟咏。这些诗作较为集中地收录在袁冰凌《支提山华严寺志》中。据该寺志统计,自宋至清,共有139位诗人留下了238首吟咏霍童支提山的诗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而宋代,则是霍童支提山诗歌书写的开端,这一时期的诗作数量、写诗主体、诗作客体、诗作内容及文化意蕴均呈现出一定的书写特色。
《支提山华严寺志》中收录有宋代诗人16位、诗作21首:郑鬲《游支提山》、郑南《莲花墩》、周璇《游支提寺》、郑昌龄《题说法台》、叶衡《同诸寅丈游支提寺》、姚望之《雍熙寺》、李洪《赠支提德最》、余复《游霍童峰》、陆游《雍熙寺与僧夜话》、黄履翁《雍熙寺观题名》、江南剑客《鹤林宫》、蔡伯源《霍童峰》、王平国《题雍熙寺》、阮登炳《重游支提读诸公题咏》、陈嘉言《游霍童》(4首)、白玉蟾《游霍林洞》《元旦在鹤林偶作》《题华严寺》。
本文从他处辑录诗人5位、诗作9首:高颐《支提禅寺》、白玉蟾《云游歌》、徐梦发《支提禅寺》、李弥逊《和表之清阴亭作》《与粹之游支提,九日仲宗以诗酒见寄,次韵答之》、释慧空《送支提化士》《寄支提禅师》《和支提秀和尚》《送僧三首其二》。
书写霍童支提山的宋代诗人,从籍贯而言,以福建或宁德本地籍贯者居多,也有外籍但仕宦旅居宁德者,以及少数迁居或途经者;从身份而言,既有文人士大夫,也有僧人道士。具体而言,郑南、郑鬲、周璇、郑昌龄、余复、姚望之、黄履翁、阮登炳、高颐等9人均为宁德士子,熟谙家乡山川风物;叶衡、陆游2人曾任宁德主簿,徐梦发淳祐十年(1250年)任宁德知县,有机会深度接触支提山的自然人文风貌;蔡襄之孙蔡伯源为仙游人,李弥逊祖籍连江,白玉蟾为闽清道士,释慧空为福州出家僧人,这些都是籍贯在福建省内的士人、僧道;宋末陈嘉言为建州(今建瓯)司户,避元军乱,入支提山;另有李洪、江南剑客、王平国3人身份未详。
霍童支提山有许多人文景观,如支提寺、莲花墩、说法台、鹤林宫、霍童洞等佛道教的胜迹,吸引了众多游人,也有许多咏叹诗篇。其中,以支提寺、鹤林宫最为著名。支提寺,初名华严寺,宋开宝九年(976年)吴越王钱俶建,曾先后名雍熙寺、政和万寿寺、华藏寺、华藏万寿寺。鹤林宫,即霍林洞天。
此外,霍童支提山自然风光亦十分优美。南宋淳熙《三山志》载:“支提山,东有童峰双峙,壁立无际;次则莲华石、甘露池。西有神僧石窟、葛公岩,岩南有苏溪带绕,鹤岭襟连。北有菩萨、紫帽二峰相望。”更有甚者,自然景观还被赋予祷祝之功用:“旁有瀑布,乡民每遇亢旱,辄于北面遥祷。”这些奇绝秀丽的山水景色,也吸引了众多文人的驻足吟咏。
从诗歌内容而言,霍童支提山书写可分为游览山水之作与寄赠和作两类。其中,第一类作品数量较多。现存30首诗歌中,有16首直接以“游”“题”为名,是诗人对支提山风景的亲身体验与直接描绘。这类诗作往往以细腻的笔触、巧妙的联想描摹支提山的自然、人文风光,并寄寓个人情感,展现出诗人的思考感悟与审美意趣。
如叶衡《同诸寅丈游支提寺》:“杖策共随喜,天寒奈九秋。水花分堑弱,山木抱云稠。更向支提宿,真从惠远游。自怜幽兴熟,来往亦风流。”描摹了一幅深秋支提游览图。颔联将水花、山木与秋风、云雾巧妙联系起来,“分堑弱”“抱云稠”形象地描绘出水花因秋风而起颤动、山木因云雾互相缠绕的幽静氛围。诗中“喜”“真”“怜”寥寥数语,展露出诗人游览支提山的欢喜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还有8首,诗题虽未直接呈现游览之征,但内容皆为游览。如陆游《雍熙寺与僧夜话》,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宁德主簿任。彼时,他畅游支提山,留宿雍熙寺,与寺中僧人深夜交谈,有感而发。
第二类寄赠唱和之作有6首,诗题中已有“赠、寄、送、和”等字眼。此类诗歌往往以支提山为背景,侧重情感流露。如释慧空《送僧三首》(其二),通过描绘支提山禅宗修行的场景,表达出送别僧友的感伤与祝福。
宋诗中的霍童支提山书写既涉道教意象,又有华严宗和禅宗思想,佛、道共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福建地区自唐以来释、道交织的文化现象。
自唐代始,霍童支提山便成为佛、道二教的汇聚之地。盛唐时,该山因道教显赫,受统治者重视。《太平寰宇记》载:“列仙霍童游处,唐天宝六年(747年),敕改为霍童山。”得皇帝钦赐山名。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其为天下三十六小洞天之首,宋《云笈七签》亦将其列为“第一洞天”,排序在五岳之前,声名愈发壮大,有“不到霍童空对仙”之说。
同一时期,该山在佛教中崭露头角。唐代僧人释元表率先将《华严经》所称支提山定位至宁德。《宋高僧传》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742—756年)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三山志》亦载:“咸通九年(868年),僧好德为《支提山记》云:‘昔,则天朝有僧号元表……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可知中唐时,僧人元表受天冠菩萨指引,背负《华严经》来到霍童山麓寻访支提山。晚唐五代,无论是闽国、吴越还是南唐,都十分重视该山的佛教因素,在山中出资建华严寺,亦称支提寺。至宋代,中国佛教八大派系中,禅宗盛行,华严宗中兴,许多佛教宗派在闽中流行,而以禅宗最盛。原为华严道场的华严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改为禅寺,佛教界有“不到支提枉为僧”之说。
在道教和佛教的双重影响下,宋代诗人的霍童支提山书写有浓重的道、佛因素。诗歌中经常使用道家及佛教意象。如“山色依然仙不至”(郑南《莲花墩》)、“访道寻真日往还”(余复《游霍童峰》)等诗句出现“仙”“道”等意象;“天冠隐处多奇绝,时见弥空花雨来”(郑昌龄《题说法台》)两句运用“天冠菩萨”“漫天花雨”等佛教意象,有浓厚的华严思想;“踏破禅床秋月皎,水云闲淡入精神”(高颐《支提禅寺》)以“禅床”为载体,描绘出超越世俗的禅修心境,体现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充满禅学韵味。
霍童支提山是福建地区非常具有特色的地域胜境,有着人文与自然风光的双重影响力,对该山的游览及题咏已经形成了福建地区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从宋代人们对该山的游览及吟咏中,可以见出其鲜明的文化意蕴及特征,也折射出宁德在宋代福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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